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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世十大书法名帖第一名《三希宝帖》(王献之《中秋帖》)  

2017-05-11 20:27:28|  分类: 【书学之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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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中秋帖》


中国传世十大书法名帖第一名《三希宝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 - 红荷彩韵 - 红荷彩韵 (书法学习)  中国传世十大书法名帖第一名《三希宝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 - 红荷彩韵 - 红荷彩韵 (书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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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文:“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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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帖》的赏析评价: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现藏故宫博物院。《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
  《中秋帖》被人称为“一笔书”之祖,世传张芝“一笔书”到晋代仅有王献之独得其法。畅快淋漓的笔法叹为观止。
  《中秋帖》应是王献之在草书上创造的狂草“一笔书”,被人称为“一笔书”之祖,为唐代狂草书的出现起了先导作用。
  宋米芾在《书史》中称赞《中秋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未,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

  王献之生平简介材料1
  王献之(三四四—一三八八),字子敬,小名官奴,羲之第七子,因任中书令之职,故世又称其为王大令。献之“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容止不怠,风流一时之冠”(见《晋书·本传》)他七八岁时开始学书,羲之乘其不备从其背后疾掣其笔不脱,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子敬在兄弟排行中年最幼,天资亦最高,幼承羲之亲自指点,书遂大进,羲之曾书《乐毅论》以赐官奴,故献之真书大能穷微入对,筋骨紧密,不减于父,流传下来的小楷有《洛神赋十三行贴》,此贴笔画劲利,态致萧散,墨采飞动,堪称“天下第一草,开张于行,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花开,开张于行,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花开,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可见献之行草,纵心奔放,淋淳酣畅,可谓“逸气盖世,千古独立”,他传世的行草作品大都刊刻于《淳化阁帖》九、十两卷之中传世墨迹有《鸭头丸帖》(现藏上海博物馆),《地黄汤帖》(现藏日本东京书法博物馆)和《中秋帖》。

  王献之生平简介材料2
  东晋大书家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谙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其《中秋帖》被大清乾隆帝称道为“三稀”墨宝之一,笔势纵逸豪放,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为王献之独创。

  《中秋帖》疑为米芾临摹材料1
  《书画舫》云:“献之《中秋帖》卷藏檇李项氏子京,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大观录》云:“共三行二十二字,前后有收藏宋印。此迹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

  《中秋帖》疑为米芾临摹材料2
  《中秋帖》是《宝晋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原帖在“中秋”之前还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帖用竹料纸书写,这种纸东晋时尚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方出现。从行笔中可知,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活自如,常出贼毫,如此帖那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的效果是写不出来的。清吴升《大观录》云:“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据当代书画鉴定家研究,大多认为是宋朝画家米芾所临摹,故同样宝贵。

  《中秋帖》疑问为米芾临摹材料3
              ——选自《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
  《中秋帖》,明朝汪砢玉著录于《珊瑚网》卷一,汪氏云:“又大令《十二月帖》,截中秋三行,纸色与《行穰》相似。书法遒密,亦无跋语。只玄宰题数行。”此帖是清朝内府旧藏的古代书法名迹。乾隆时,高宗弘历将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  《伯远帖》合称为《三希》,并刻入《三希堂法帖》。著录于《石渠宝芨》,称有“宣和”、“绍兴”印。前隔水“晋王献之中秋帖”题签,为高宗书。帖末“军”字左侧有“君倩”二小字,有董其昌及项元汴跋。据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帖记》载,《中秋帖》今缺“十二月割至否”六字。董香光又于“庆等大军”下补以《阁帖》,见《戏鸿堂》。
  前人对此帖多存疑问。张丑《清河书画舫》称,此帖非真迹而为唐人临本。吴升《大观录》则认为:《中秋帖》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勾填,恐是宋人临仿。又因见于米芾《书史》,便近一步推定“为米元章所临无疑”。
  据米芾《书史》记载,他曾经收藏过王献之《十二月帖》,为黄麻纸本,是米芾以书画宝玩向苏激换来的。《十二月帖》收刻于南宋曹之格摹勒的《宝晋斋法帖》中。文辞与米芾《书史》所记一致,曰:“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复不得相,未复还,恸理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凡三十二字。虽然从文意上说未全,但是将此本与《中秋帖》相较,不难发现,《中秋帖》帖文全从《十二月帖》临出,只是略去《十二月帖》第一句“十二月割至不”六字,其后又分别缺漏“未复”、“恸理”四字,凡十字。如此可以断定,米芾所藏《十二月帖》墨迹本,乃《中秋帖》的底本。
  从书法上分析,目前所见《十二月帖》刻本书迹,接近于王献之的书风。而《中秋帖》则逼似米芾书翰笔画之厚阔,结字之神态,用笔之习惯。若再将《中秋帖》与《十二月帖》从书法的笔画、字态、章法予以比较,又能见出许多差异。
  所以,吴升推断《中秋帖》为米芾所临,当无异议。确切地说,米芾临《十二月帖》而成《中秋帖》,并非认真为之,而是随心所欲。说得文雅一点,可视为节临。类似的情况,《东山帖》亦是一例。问题是《中秋帖》何以为后人视为王献之书迹而流传下来?原因首先在于,《中秋帖》底本当时为米芾据有,外人鲜能得见,难以比较。何况米芾又略去起首与《十二月帖》帖名相关的一句,中间又脱漏四字,文辞、行款均已改观,增添了比较的麻烦。以米芾的狡黠,临书的省略,几乎是有意为之。其次,米芾有临摹古书画乱真的本领。据记载,他常以临仿之作易他人所藏古代法书绘画,当时竟有人将其临古之作视为真迹收藏。其所撰《书史》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余临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废帖装背,以与沈括。一日,林希会章惇、张询及余于甘露寺净名斋,各出书画。至此帖,余大惊曰:‘此芾书也。’沈悖然曰:‘某家所收久矣,岂是君书?’芾笑曰:‘岂有变主不得认物耶!’”《中秋帖》是否为米芾所临“大令法帖一卷”中之一件,很难确定,但米芾生前的确临写过不少王献之书,则当无疑义了。


  《中秋帖》的辗转回归材料1
  关于《中秋帖》、《伯远帖》“二希”在溥仪赶出紫禁城后,流传一段曲折的故事。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携带出宫,经由她娘家侄孙卖给古玩商,辗转卖给郭世五。郭世五藏此二帖始终保密无人知,死后此二帖归他儿子郭昭俊所有。抗战胜利后,郭昭俊把他父亲郭世五的觯斋藏瓷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因此郭昭俊得到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的职务。1949年他随银行撤退到广州,在广州被疏散,到了香港。郭昭俊因做生意关系,将自己所藏的《中秋帖》和《伯远帖》押给一位印度人。那印度人又将之以十多万港币抵押于香港汇丰银行。因做生意赔本,一年后抵押期满,无力赎回,准备出售,他找到徐伯郊商量办法。徐伯郊立刻给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写信,马衡院长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此事的原委,1950年11月5日,周总理亲自给马叙伦(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伯远帖》”,终于使“二希”回归到故宫博物院。

  《中秋帖》的辗转回归材料2
  90年前,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葆昌,光顾北京的小古董铺子“品古斋”时,掌柜的给他打开了一个布卷,郭葆昌一下子愣了,半天没说出话来。他看到的是两幅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书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大名鼎鼎的三希宝帖中的两希《中秋帖》和《伯远帖》吗?毕竟是古玩收藏的老手,他很快掩饰住内心的激动,跟掌柜的随便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一掷千金把它们买了下来。
  自从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葆昌意外地发现并得到《中秋帖》和《伯远帖》之后,就将它们深藏家中,秘而不宣。
  到了1932年,有一次郭葆昌请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家中吃饭,也许是酒后炫耀自己的收藏,也许是谈到故宫的文物时说了真情,郭葆昌将《中秋帖》和《伯远帖》两幅宝帖取出来,展示在马衡面前。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震惊了。他知道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紫禁城里的大批文物珍宝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此时,他正在为整理和寻找这些文物珍宝而奔波。不想却在这里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意外相遇。如今三希宝帖在故宫里只剩下了《快雪时晴帖》这一希,面对连做梦都在寻找的宝贝,他多么想马上就把它们带回故宫让这三希宝帖重新团聚呀。
  时间到了1949年,国民党政府慌忙撤往台湾。可以想象一个被打垮的政权带着几百万人一下子涌到一个海岛会有多么拥挤混乱,有钱人不得不把压箱底的财宝拿出来换取紧缺的生活物资。此时,谁也不会注意到沉没了17年的两希宝帖《中秋帖》和《伯远帖》终于在混乱的台湾浮现了出来。
  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找到刚刚从大陆迁台组建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
  在惊喜与感叹之余,台湾故宫博物院表示出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又沉了下去。
  时隔不久,1951年,两希宝帖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已经不是郭葆昌了,而是他的儿子郭昭俊。两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了台湾,准备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只是因为对方资金短缺无力收购而只好作罢。郭昭俊又转到香港将两希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
  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英国银行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两希传承了千年的国宝名帖眼看就要归了别人。
  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叫徐伯郊,他和郭昭俊可称得上为世交朋友。当他得知郭昭俊要卖宝帖时,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很快又报告了周总理。
  此时,他们都知道,若要把国宝抢救回来需要一大笔钱,而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最紧缺的就是资金。这事儿能成吗?谁心里也没数。没想到周总理立即作出了批示要想办法收回,决不能让国宝流失海外,并亲自筹划,在非常紧张的财政预算中挤出了一部分专为收购国宝的资金。
  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派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宝。但是,他们没有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门。这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管辖的香港,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为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所以特意安排在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伯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买了下来。
  从那以后,《中秋帖》和《伯远帖》这三希宝帖中的两帖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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